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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人与商人精神(三)

2021-10-21来源:编辑:杜克锋作者:游欢孙

明清鄱阳商人的事迹与形象

       无论如何,以鄱阳县域之广,人口之众,明清时期的鄱阳商人也并非无迹可循。此处先列举一条明代天顺五年(1461年)的鄱阳商人墓志史料:

       饶之鄱阳城南处士傅公用霖既卒,其子宽置书托其友抵予治所……公生资淳雅,器识不凡。孝友出于天性。甫三岁失父,赖其祖提携教育,及母内训之笃,公亦刻志奋发,早能卓立。既长,替其祖干理家事,历历相称。懋迁江湖,资羡余而家业益裕。由是其祖遂安享其养,又能慰其母之怀。

       傅用霖生于明代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,三岁丧父,在祖父与母亲的关爱中长大。据墓志的记载,傅用霖还有一个哥哥用舟,自小双目失明,用霖常伴其左右,“饮食衣服,亲加调护”。成年以后,傅用舟因身疾而不娶,傅用霖则遵从祖父的遗命,把次子傅广过继给用舟为嗣。后来,傅用霖还建了一座“永思堂”,遍求名公巨卿诗文,以抒发自己“早失怙恃,思念痛切”之情。墓志还说道傅用霖“凡处亲威朋友,必笃于义”,“教子必择名师,其子学皆有成”,“见善事必力倡以成之,为人排纷解难,周旋其间,务得其平而止。”

       为墓主傅用霖撰写志铭的,是“赐进士、前监察御使、衡山知县”,鄱阳康山人郑冕。他写的这篇墓志,着重在于赞颂傅用霖在孝友义行方面的表现,对其在商业经营上的成功,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“懋迁江湖,资羡余而家业益裕”。显然,这也是传统士大夫褒扬商人的惯用笔法。

       需要强调的是,傅用霖(1394-1461年)生于洪武,卒于天顺,主要生活于明代的前中期,当时整个明代社会的商业势力还没有完全抬头,商人的地位也远远没有嘉靖、万历以后那么高,所以我们在这篇墓志当中,还看不到郑冕对傅用霖作为一个商人角色本身的评价。

       明代中叶以后,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:一方面,底层的士人数量庞大,科举之路越发艰难,一般士人不得不更加重视个人与家庭的生活生计,更有许多的底层士人弃儒从商,走上经商的道路。另一方面,商人势力与商人地位进一步提高,商人在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当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因此,大量的亦儒亦商的商人的出现,深刻改变了士人对于商人的看法和士商之间的关系。清初顺治年间的鄱阳商人徐元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       据记载,徐元德,字敬泉,鄱阳县凰冈人,生于明代万历乙亥(1575年),卒于清代顺治五年(1648年)。徐元德“生而魁杰,有志四方,涉猎书史,知古兴亡”,最初在家务农,终岁勤劳,日子过得十分清苦,但他认为,性定自安,即使住茅屋、吃菜羹,也是很快乐的事情。徐元德务农之外,也常在家乡附近经商,以商贸所得孝敬母亲。后来其母去世,徐元德在家守孝,期满之后,乃将家中事情全部委托弟弟打理,自己则前往西南各地经商,“彭蠡、潇湘之胜,西蜀、南滇之远,皆放情遐寄,不屑屑于利,而资益饶。”

       父母在,不远游,孝弟力田,服贾于近,不忘书史,知古兴亡。父母不在,乃肆意远游,尽其四方之志,彭蠡潇湘、西蜀南滇,均有远涉,所谓“不屑屑于利,而资益饶”,自然是指徐元德远贾西南,颇有所获。这条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,在湖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为数众多的江西商人当中,也有鄱阳商人的身影。

      为墓主徐元德撰写墓志的,是鄱阳人贺登选,崇祯甲戌(1634年)进士。据乾隆《鄱阳县志》记载,贺登选中进士之后,曾“由行人转御使,巡按江东。”明末乱世,朝廷权贵各培植私党,当时的御使言官,也各自为各自的权贵圈子说话,但贺登选 “指陈利弊,不为依附”。明朝灭亡以后,贺登选回到鄱阳老家,过着乡居的生活,他为人和平乐易,关心乡邦,“尤喜奖掖后进,不以名位自尊。”在这样一位乡贤笔下,墓主徐元德的人生事迹,自然也是不能以商业拓殖为中心的。于是,墓志接下来又特别提到徐元德在西南经商时,“凡所历之处,其人民风尚、物卉山珍,或崇楼峻阁,名公巨人之题品,松瘦云伴之咏歌,靡不悉备其形胜,录其绪言”,待到“岁时伏腊,讌饮会聚,与弟侄聚”,徐元德“口之不辍,如读山经地志,往复综稽”。贺登选赞叹道,这大概就是“古所称‘商隐’者耶!”

       墓志最后还述及徐元德“内则友爱孤弟,外接宗党族服”,但凡有登门求助者,徐元德都热心予以帮助。崇祯八年与九年,鄱阳遭遇大水,乡里之人多有遭灾者,徐元德或给粮食,或给钱财,予以救助。那些危难之中受过徐元德帮助的人,往往感激不已,但日后相见,徐元德也总是一笑而过,不提当日之事。徐元德对待那些不平之事与不肖之人,则都是当面指斥,从不留情,被他批评指责的人,后来认真思过,终其一生也未尝有所怨恨。徐元德对子孙的学业非常在意,常常带着他们出外求学,早晚督促,以为劝惩。因而概括来讲,徐元德友爱兄弟,亲睦族党,急公好义,性介直而乐推与,严肃家教,劝惩子孙,都是比较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一个商人形象。至于徐元德生前在西南到底从事什么商业经营,又或是所获几何,其实都不重要了。

       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,我们对于历史文献对明清鄱阳商人事迹的记载,也就能多一分同情之理解了。先看乾隆《鄱阳县志》中的一条记录:

       夏燧,东隅人,楚人黄中理客饶,中途被劫,燧怜之,赠以六十金,使载妻子归。徽商杨元与徐凤共宿,元失资斧,疑凤窃,凤忿投井,燧归救之,力为贷偿。里中汪继和贫不克殓,燧为殡并资其母衣米,其生平懿行如此。

       从文字的语气意旨来看,文中“被劫”的楚人黄中理,极有可能是来自湖北的客商。再联系到救助徽商徐凤的故事,我们可以推断夏燧应该也是一个商人,但他从事什么商业,却是语焉不详,不得而知。

乾隆鄱阳县志还记载了一个名叫“胡鑑”的人的事迹:

       胡鑑,字睿藻,以国学考授州同,志行倜傥。值鄱阳兴修文庙,鑑倡捐千金助成。他如捐修养济院,赈济贫乏,施櫬木,置义塜诸善行,好行其德,始终不渝。子浤,克承先志,尝独捐千金助修郡学崇圣祠,可谓世济其美矣。

       这个胡鑑,以国学考授州同,是一个州县官员。从他捐千金助修鄱阳文庙,以及其它的善行来看,毫无疑问是一个颇有家赀的人物。联系到胡鑑的儿子胡浤,也曾独自“捐千金”助修饶州府学中的崇圣祠的事迹,则可以大致推断,胡鑑、胡浤父子极可能有一定的商业家族背景。

  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,夏燧与胡鑑二人,都是被当作“义侠”一类的人物被收录到乾隆《鄱阳县志》当中,也就是说,作为官方文献的县志,褒扬的主要是夏、胡二人的义侠善行,而不是要着力宣扬他们的商懋家赀。

近代以后,商人的地位更一步提高,相关的事迹也更多地被记录下来。比如,同治《鄱阳县志》中就收录了一些商人的传记,其中就有一个叫做“王世华”的商人:

      王世华,字国文,年十七领漕运,往来南北,济人不一事。鄱旧有东馆,在京都柴儿胡同,复谋增魏染胡同西馆,世华力任之,独贷千金堑购,三年归偿,馆中竹木器具,皆世华自南运至。又省馆倡建章江门外,乡试称便焉。

       王世华在17岁的时候,就已开始主挽漕粮,成为漕户首领,推断应当是出自一个漕运军户世家。按照学界已有对明清漕运的研究,漕船北上南下,漕户漕工夹带私货贩卖是极为普遍的现象。王世华能够力任京城鄱阳西馆的增建,并从南方运去竹木器具,又在省城南昌章江门外倡建鄱阳会馆,估计也是一个依靠漕运发家的漕商人物。

       以上夏燧、胡鑑、王世华3人,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其商人的身份,但他们到底从事什么行业,却还是因为文字简略隐讳,无从得知。以下再看一条稍微具体的材料:

       徐肇惠,号养心,凰冈人,幼勤学,文艺书法咸可观。家贫,贾于大湖南北,所至辄市义以归。有因负出妻者,代偿其逋,使留之。遇遗金,访其人,还之。楚有士人,文富而室贫,造访订交十余年,赠餽不倦。汉市主者误封物值数百金送之,舟解缆后始知,至景镇,将所误金悉置瓷,另舟载复至汉,令主者起瓷另贮之,主者阅客岁簿籍,果如言。后江右饥,在楚闻之,急糴米分数艘先后?运归,归则斗米值钱千余文,减其价出糶,数日艘空。复设厂二,一施米,一施粥,后运艘到,择敏者佐其务,往来二厂经理,死者则助棺瘞之,其好义如此。

       这个徐肇惠,与前文讲的徐元德一样,都是鄱阳凰冈人,而且都在洞庭湖南北各地经商,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们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商人,有着很强的商业传承关系。从县志的记载来看,徐肇惠后来成为一个长驻湖北汉口的鄱阳商人,而且极大可能是一个从景德镇贩运瓷器至汉口销售的瓷商。传文记载了徐肇惠代人偿还债务,拾金不昧,乐助斯文,不欺业主的各种善义之行,特别是当他得知江西饥荒,从湖北购买并船送米粮,赈济江西饥民,更是一大善举。

  同治《鄱阳县志》还记载了2个典当业与1个钱业商人的事迹,一并节录如下:

      萧士班,字瑞符,永平关人,……徽人寄衣箧,久无耗,子至付之,封识宛然,白金二百两,仍旧物也。闻者难之。

       高谱元,字积成,邑东余家岭人,……咸丰三年,粤匪窜饶,各乡平帐,所质谷衣物勒索付还,谱元即概为销除,取怀而予。有远乡于事后辇谷赎衣物者,检还衣物,却谷不受。

       程尚义,字外方,号燕山,永平关人,以贫故,常业懋迁,而才识过人,权子母,多意中,不数年辄饶于赀。一夕,闻楼上索索声,烛之,则旧傭伏焉。饭之,傭泣曰:近得疾,惮力作,欲窃主资,营小负贩。曰:何不明言,而顾出此,且宿,无多言。天未晓,以钱二千遣之云,傭感泣,后改行,其行事多类此。

       上述三人当中,萧士班与程尚义都是鄱阳永平关人。据康熙《鄱阳县志》记载,县城永平关有永平市,是一个“商贾凑集,百货所聚” 的大集市,则此二人应该就是在永平市的商人。高谱元与萧士班,都是典当业商人。从传记文字内容来看,高谱元也是在鄱阳本地从事典当业的商人。程尚义“权子母”,指的是他从事资本经营,借贷生息,当为钱业商人无疑。

       这三个商人的事迹被收录到同治《鄱阳县志》的“质行”当中,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品行诚朴,多有善义之行。县志还记载,萧士班“尝夜出,一人蹲门侧,烛之,哀乞,士班曰,事莫大于失行,与数金为活计,后卒改行。”程尚义的父亲程式序是一个秀才,生性严峻,族人都很敬畏他。但程尚义生性至孝,待人处物,处处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。程尚义对待几个弟弟也非常友爱,一家数十口,亲爱和睦,从无间言。对那些贫穷的亲友同乡,程尚义也极力帮助,不遗余力。即使有人辜负了他的好意,程尚义也从来都是善待其人,所以一乡之人,均称其为“长者”。程尚义还十分重视教育,“延师课其子,诚敬始终如一日”,其子程文濬,后来也成功考中了举人。

鄱阳商人的精神与追求

       明清时代的商人传记,多散见于民间族谱、士人文集与地方志书之中。但无论族谱、文集还是方志,都是由传统的读书人撰写而成,因而也多是以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念,来着重宣扬商人的嘉言懿行,对于商人具体的商业活动,则往往一笔带过。这也是传统商人传记史料的普遍情况。如果要对商人的商业活动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,则有赖于商业账簿、商人日记、契约、分家书等等更为原始、更为民间的商业文书的发现与整理。因此,本文利用县志与墓志材料,对于明清时代鄱阳商业与商人的分析,还只是一个十分初步的尝试工作。

       不过,即使是通过目前有限的资料分析,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,明清时代鄱阳商人的经营范围是多样的。其中既有徐肇惠这样的陶瓷商人,也有王世华一类的漕运商人,还有像萧士班、高谱元、程尚义这样的典当与钱业商人。从商贸地域来看,既有远涉潇湘与西南的徐元德、徐肇惠,也有往来南北数千里的漕运首领王世华。由此可见,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人,并非都如《鄱阳县志》当中所说的“逐末则重于去乡”、“老死不出其乡”。

       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人最值得我们称道与颂扬的,是他们急公好义、乐助桑梓、诚实守信的商人精神。比如,水灾之年赈济饥民的徐元德,捐资兴建鄱阳文庙、养济院、义塜与饶州府学的胡鑑父子,堑资修建京城与省城鄱阳会馆的王世华,拾金不昧,身在湖北、心系江西的徐肇惠,以及诚实经营、不欺顾主的萧士班、高谱元,等等,都是明清两代鄱阳商人的杰出代表。

       当然,我们在表彰颂扬明清两代鄱阳商人精神的同时,必须看到商人精神背后的士人与商人之间的互动。这种互动的集中体现,就是士人大力肯定商人的志业,商人则高度认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学主流价值观。中国古代一直有所谓的“士农工商”的四民观,读书做官,则是科举时代“显亲扬名”的最重要的途径。但明清时代的商人力量的成长与地位的提高,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商人在孝养父母、亲睦戚友、急公好义等方面的表现,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士人阶层,也得到了儒学士大夫的高度肯定。反过来讲,许多商人从小接受儒学教育,虽然在科举方面未能取得成功,但他们本身已经是亦儒亦商,他们对于儒学的主流价值观,对于“显亲扬名”的人生终极关怀,则是与士大夫阶层高度一致的。因此,士人为商人写传,方志为商人立传,商人为桑梓与国家效力,之间是相得益彰、“美美与共”的良性互动。

       由此推广开来,我们今天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之中,自然也需要认真思考政府、社会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。我们既要为商人的创业经营创造良好的商业制度与政治生态,同时也要创立长久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,大力表彰与颂扬商人热心公益、报效家国的奉献行为,让商人在新的时代主流价值体系之下,更好地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与终极追求。

(完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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