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人与商人精神(二)
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业与商人
康熙《鄱阳县志》在《风俗》部分最后,又有以下一段“按语”细述当时鄱阳的民风:
按鄱当楚尾吴头,背山环水,气候多阴,民无悍戾之性。其音清越,其习以礼信相敦,闺教至肃,为七邑冠。农务稼穑,市务居积,工艺杂异乡人,不作淫巧。族无贵贱,皆知诗书,训子诵读之声,络绎巷陌。衣履多布素,即制一绸绮,非盛会不服。食无兼味,宴会率常品,虽鼎食家不必珍异。冠礼惟缙绅家行之。婚嫁极简朴,纳币诸仪,即富室弗及百金数,故少溺女者。丧一依朱子礼,亲故相赙赗。殡或积岁始举,或拘形家言,至停厝之久,且致争讼,亦不能尽去佛事。山谷之民,多终身未入城市,即城市中,有终身不涉讼庭者,此犹有古风云。明嘉隆以前,非上舍省祭,不敢辄冠儒巾,今且纷杂,莫辨章缝。齐民妻女副笄,金相珠缀,拟于命妇,奢则不孙,此其渐也。
这段文字论述鄱阳士民习气与冠、婚、丧、葬诸礼方面的表现,虽然并不讳言其有悖于儒家礼仪与官方礼制的地方,但其重点当然还是肯定鄱阳民风的淳朴,更有对编户齐民体制下各色人等“安分守己”的强调。惟可注意的是其中的“工艺杂异乡人,不作淫巧”一句文字,讲的则是鄱阳本地人并不孜孜于匠作工艺,如果联系到前文所讲的鄱阳人“逐末则重于去乡”的说法,则可以进一步追问,在明清时代鄱阳本地的工、商二业当中,又是谁在充当主要的角色呢?
对此,民国《鄱阳县志稿》曾有记载说,近代同治、光绪以后,鄱阳本地的工商业基本被徽州、抚州、南昌三地的商人群体所掌控,并且形成了鲜明的行业特色。其中徽州商人主要从事的是典当业、钱业、盐业、绸缎业、油坊、茶业、南货。抚州商人特别是金溪县浒湾镇的书籍商人主要从事书籍、纸张、毛笔业,抚州商人的纸店,甚至只招收抚州地本的学徒。南昌商人主要从事估衣业(出售旧的衣服)、百货业、米业。相比之下,最没有特色的倒是饶州和鄱阳本地商人,被称为“饶帮”,又称“杂帮”,他们从事的,恰恰是徽州、抚州、南昌商帮没有涉足的行业。此外一些行业鲜明的地域特色,也令人印象深刻,比如,烟丝业多福建人,锅业多广东人,烛爆业多万载人,酱园豆干业多瑞州(今高安、上高、宜丰)人,磨坊业多奉新人,中药业多临江(今樟树市)人,瓷器业多都昌人。至于鄱阳本县本地的商人,从事的则是所谓的“杂货业”,指的即是其所从事的行业比较庞杂,没有太多的行业特色。
当然,近代鄱阳商业的行业特色以及外来商人群体的形成,并非晚清同治、光绪以后的事情,而是明清两代鄱阳地方工商业发展演进的结果。这一点,可以从民国《鄱阳县志稿》卷2《建设志》“会馆”部分的记载得到反映。据记载,当时鄱阳县城的商人会馆共有10个,其中江西有4个,分别是都昌会馆、抚州会馆、南昌会馆、瑞州会馆,安徽有3个,分别是徽州会馆、婺源会馆、青阳(今池州市青阳县)会馆,此外福建、湖南、广东三省各占其一。这些商人会馆都有各自的公共财产,“专为春秋祭祀及同乡救助之用”,其中又以徽商最盛,徽州会馆的公产也最多,更有余力从事地方教育事业。
在所有会馆当中,徽州会馆与都昌会馆的建立时间最早,分别在明代万历、崇祯时期即已建立,说明徽商与都昌的陶瓷商人在此之前即有在鄱阳的开拓经营。徽州会馆在清代道光、同治、光绪年间3次重修,其中2次并曾立碑记事,可惜民国鄱阳县志稿的编纂者当时没有抄录下来,迄今不能得其详情。值得注意的是,福建会馆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,不但在时间上比后来的湖南会馆、广东会馆都要早得多,而且规模宏大,竟然为诸会馆之冠。只是不知道当时在鄱阳经商的福建商人,除了从事前文提及的烟丝业,是否还有别种行业的经营。
总而言之,明代万历以后鄱阳县城的商人群体,其主导力量都是外地商人,尤其是徽州商人,把控了商业当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行业。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,与康熙《鄱阳县志》中的“工艺杂异乡人,不作淫巧”的记载是相符合的。
有趣的是,乾隆十四年的《鄱阳县志》卷2《风俗》又有以下一段文字,议论明清两代鄱阳地方商人与商业的情况对比:
明时鹾引质库,皆土著者主之,故势不相轧,而情不相耀。今胥分属徽西,服食器用,务极鲜华,渐染薰蒸,日雕其朴。富室以靡侈荡家,贫者或突烟不举,此则迩来城市风俗之大概也。其在乡居,地土辽阔,村落星散,浑朴犹存,泽有鱼虾菱芡茭萑之利,山有果实竹木之饶。江右之俗,多持空囊走四方,鄱独安土重迁,老死不出其乡,有由然也。
这段文字的意思是,明代鄱阳的盐(鹾引)、典(质库)二业,均为鄱阳土著主导,所以商人之间能够“势不相轧”,“情不相耀”。到了清代,盐、典二业都已转操于徽商之手,受其薰染,鄱阳县城的风俗也日趋奢靡。这段文字中的“江右之俗,多持空囊走四方”,也正可以与本文开头所引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当中的江西商人形象相联系。不过,鄱阳地有山泽之利,人无冻馁之忧,民生富足,所以鄱阳人安土重迁,老死不出其乡。
对乾隆县志“鹾引质库,尽皆土著”的说法,民国《鄱阳县志稿》也颇持怀疑的态度,因为“稽诸传记,及各家谱牒,畴人货殖,宁无一语及此者!”也就是说,志稿的纂者查阅了鄱阳本地的许多人物传记与民间族谱,都没有发现有明代鄱阳人从事盐业与典当业的记载。但志稿又进一步申辩:“所谓鹾引质库,偌大艰巨商业,讵是老死不出其乡之所能从事者?”意思是说,盐业与典当业的经营,都是需要历经各种艰难困苦方能有所成就,绝对不是那些老死不出其乡之辈所能够从事的行业,乾隆志的记载岂不是自相矛盾?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