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人与商人精神
引言
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新修《鄱阳县志》付梓刊刻,该书卷2《舆地·风俗》开篇说到:
鄱故望邑,颜范泽存,自无谲习,业儒则耻于就吏,逐末则重于去乡。缙绅爱惜名节,即富室亦兢兢身家,无或豪举。至于男女不相渎,主仆分截然,此尤风化之本,弗可冺者。以今视昔,服饰稍华,则亟返于俭,使醇朴遗风不渐入于靡靡,此在良牧与贤士大夫加之意耳。
褒扬一县风俗醇美,并将其与当地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治令牧守相联系,是明清地方志惯用的叙事手法。唐宋以后的鄱阳地方文献,也往往要追溯到唐代的颜真卿与宋代的范仲淹,以强调二人治理饶州对鄱阳民风的形塑作用。
事实上,以鄱阳为首邑的饶州地方,自唐五代以来,在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表现,一直走在江西各州的前列。鄱阳一县,更涌现出洪皓父子、彭汝砺、江万里等一大批文章节义之士。所以康熙《鄱阳县志》中的“风俗”部分,特别说到鄱阳的读书人耻于做吏(官府中的胥吏和差役),商人不愿轻易离乡,士绅爱惜自己的名节,富室人家也小心谨慎,没有什么豪放不羁的行为。至于男女之间、主仆之间,更是各守其分,循规蹈矩。这些都是强调唐宋时代鄱阳的儒学之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。
上引这段文字,后来又被全文置于乾隆十四年《鄱阳县志》卷2《风俗》之首,文后特别注明有“刘志”两个小字,揣测其用意,应当是指早在明代万历时代,鄱阳县人刘应麒所纂《鄱阳县志》当中,即当已有此文。万历《鄱阳县志》早已亡轶不存,当然也就无从考证。如果乾隆县志这一说法属实,则文中所说的“以今视昔,服饰稍华”,也应当指的是万历以后鄱阳民间服饰的变化,联系到嘉靖以后明代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一个整体表现,也是不足为奇的。不过,对于本文的写作主题而言,其实最重要的是文中的“逐末则重于去乡”这一句文字,它似乎在提醒我们,万历时代的鄱阳商人,大多还是以本地经营为主,而不愿意离乡远贾。
然而,县志中所说的万历时代的鄱阳商人,与我们已知的明代江西商人事实,是颇有距离的。众所周知,明代中期以后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中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,其中资本最为雄厚的是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,他们广泛经营粮、盐、钱、茶、木等赢利丰厚的行业,非坐拥百万乃至千万之资,辄不敢言富。至于明清时代的江西商人,虽不以资本雄厚著称,但他们人数众多,且多活跃于两湖、西南等地,也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。
按照明代万历时代浙江人王士性的观察,明代中叶的江西,与浙江、福建两处一样人多地少,必须出外谋生,才能养家糊口。但在外的江西人,大多不是那些坐拥巨资,从事盐业、木业一类大买卖的大商人,而主要是凭着一技之长,或为人看风水、看星相、算命卜卦,或为人制造马车房屋。所以严格讲起来,这些江西人只是一些底层的手艺人,属于士农工商当中的“工”这个阶层。既然是靠手艺吃饭,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原始资本,所以王士性又说江西人能够“不事子母本”,“徒张空拳,以笼百务” ,他们靠的是自己的一身技艺,最终往往能够“虚往实归”,有所收获。王士性还特别提到,当时在云南的江西人,大多又是抚州人,这些抚州人不但在城市之中负贩经营,有的更承包了乡村间的赋税征收与徭役佥派,甚至充当了许多土著部落的酋长。总而言之,明代中叶江西抚州人在云南势力之强大,是令人难以想象的。

那么,在明清两代的商业浪潮当中,鄱阳商人又有着怎样的表现?他们主要经营什么行业?活动范围如何?他们的社会形象又是怎样呢?
(未完待续)